
这几年,“劝退新传”几乎成了社交媒体上的固定节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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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曾经,在门户网站兴起、广告公关扩张、互联网平台快速生长的那些年,新闻学尤其是传播学曾经是文科里最靠近时代风口的专业之一。
从香饽饽到“天坑”,我们谈论的是它的现实用途、就业前景等,却很少真正追问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意味着什么。

在“如何驯化‘西方传播学’”这场讲座中,刘海龙教授提醒我们,传播学并不只是某些引进的传播理论,也不只是新闻院系里的专业知识。
它早已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:高考作文、短视频、直播电商、平台经济、广告公关、地方文旅,处处都有传播学的影子。
吊诡的是,越是这样一门深度嵌入现实的学科,越容易被看作外来的、悬浮的,甚至在争议中成为“背锅侠”。

如何寻找新的视角,解放传播研究的想象力?
也许,重新理解传播学,正是重新理解媒介社会、打开学科想象空间的一条路径。(以下内容来自“如何驯化‘西方传播学’”讲座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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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播学
早就存在于中国的社会现实中
我们在面对西方的社会科学的时候,常常有一种又爱又恨的感觉:一方面觉得它很强大,对我们可能有帮助;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会觉得,它是一个野生的、可能会带来危险的东西。所以我们希望驯服它,让它为我所用。
那么为什么要给“西方传播学”打一个引号呢?是因为在我们的一般观念里面,我们会使用“传播学”这一概念,但是在我们的新闻传播学话语体系内部,传播学常常被冠以“西方传播学”的概念。

传播学谱系图
图片来源:《西方传播学术史手册》
这个大家好像习以为常了,但是如果你再仔细想一想,就会发现有点不对劲。我们提起新闻学,不会使用西方新闻学的概念,再比如社会学,我们也不太会使用西方社会学、中国社会学这样的概念。
所以当我们加上 “西方”后,这个概念就成为一个他者。但事实上,传播学其实早在20世纪初就进入中国了,只不过那个时候它不叫传播学,它叫作社会学里面的传播研究,研究舆论,社会运动、传言等话题。
也就是说传播学早就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。比如北京市今年的高考语文微作文,三道题里面有两道跟新闻传播有关。第一道题是说你要去策划一个什么活动,让你去写一个活动的策划书,我看这不就是公关广告我们做的事吗?第二道题是在讲AI和老年、老龄化、适老生活,让你去想一个宣传语,我说这不是又是广告公关吗?

2026年北京市高考语文微作文题目
进入高考题就意味着说,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常识,就是一个高中生应该具有的常识。这意味着,传播学已经成为了我们今天社会生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社会实践方面就更不用多说了。如今我国数字平台的实践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。除了出现了抖音(TikTok)、微信等世界级平台之外,我们点外卖、打车、买东西等,基本上都离不开数字平台了。
所以说,中国的传播实践从来就是本土化的,它从来就是一个中国化的产物。很少有人去提中国传播实践的本土化,因为不需要提,它自身就是按照中国的现实去设计的。它和中国现有的经济、文化、政治的发展状况是高度契合的。

科普博主安森垚谈传播学
反映了许多人对传播学的看法
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现实情况下,我们依然说传播学是西方的传播学,依然觉得它还不够中国化?这个问题就很耐人寻味了。
2
“西方传播学”
如何被建构成一个他者
你可能会觉得奇怪,传播学引进中国没有100年也有60年了,为什么我们还觉得它是一个西方的产物?这意味着中国人在这60年里什么都没有做,简单地重复西方的观点吗?显然不是。
实际上,所谓的西方传播学,是被建构出来的一个他者。你会发现,并不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西方传播学。它只是符号层面的一个非常空洞的、缺乏内涵的能指而已。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讲,它是一个小他者,是一个空虚的东西。当你把这些一层一层的意识形态的东西全部剥开之后,会发现它就是个幻象,是一个不存在、被我们建构起来的幻象。
这样做的可以帮助我们建构学科的正当性,保持学科内部的紧张关系与张力。但是你会发现在当时人建构起来的西方依然是一个很高的存在。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要用西方传播学。一旦加上西方,它就被加上了很多不属于传播学的东西,我们就会对传播学本身有某种警惕,或者是有某种排斥。
从这样一个简单的回顾,我们可以看到,西方这个概念其实包含着非常多丰富的意思,它随着时间的变化也在不断变化。所以我们讲的所谓西方传播学,因为加上西方两个字,它就变成了一种西方主义的概念,就是中国为中心的西方主义的概念。
我们没有意识到西方其实就是世界的一部分,我们还把西方作为一个他者,也作为一个好像既高于我们的,同时我们又觉得它对我们是一种威胁,是一种假想敌。这样一种看法,是一种笼统的看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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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魅
把理论放回语境,也把问题带回现实
我们把传播学建构为一个他者,反而把更重要的问题给丢掉了:还原西方理论提出的语境,让理论适配现实。
一开始引进传播学的时候,我们其实并不了解那些理论产生的背景、语境和当时它们要解决的特定问题,对其全盘接受,认为其放之四海皆准。但是慢慢地,我们的研究发现,这些理论在中国未必适用。
《重访灰色地带(第二版)》里面有一部分在讲西方的传播学理论,其实就是在做这样一个事情:怎么样把“西方”降格,从一个中心降到和我们平等的位置。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:所有的知识都是地方性的知识,并不存在着像自然科学一样放之四海皆准的、统一的、单一的、普世的知识。
一个就是我们要去了解这个理论是怎么提出来的,是怎么解决本地问题的。当然,我们不能认为理论不是解决中国问题就不学习了,这是闭门造车。我们还要去学习,但是在学习的时候,我们要知道理论的前提条件。只有把理论语境化之后,才知道哪些东西是适用于我们的,哪些是不适用于我们的。

中国传播研究本土化的类型和行动路径,从成果来看大多数努力集中在了左上角。
其实,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,我们要用一个更现实的态度来看待这个问题。以后不要简单地使用西方传播学这个概念,要是问自己,我要谈论的是什么?具体研究什么?具体研究哪个理论?……通过这样的方式,慢慢地获得一种更包容的、平和的看问题的方式。这样才能让学科健康地成长,发展得更好。
4
《重返灰色地带(第二版)》
新版有哪些值得一看?
在《重返灰色地带(第二版)》里,我想通过两种方式来重新回到我们的传播学,怎么样把所谓的西方传播学去魅成为一个传播学。

大大拓宽你对传播学的理解与想象
书里面有很多篇幅,是在破除我们在接受西方传播学理论中的一些误区。比如说5W理论,它到底是不是拉斯韦尔提出来的?
这里面新加的一章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。默顿是一个社会学的大师,他也做了很多传播学的研究。但是默顿的传播学理论贡献几乎被大家忘掉了。书里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:为什么默顿在社会学里面做得那么好,到传播学就“玩不转”了?是默顿的问题吗?还是传播学的问题?还是他的中层理论的问题?
最后发现,当然一方面有默顿的问题,另一方面也有传播学的问题。传播学大家老盯着我们认为的宝藏,忽略掉了其实默顿在传播学里面做了很多贡献,其实非常有价值,但是因为受制于我们的认知框架,我们把它放掉了。

罗伯特·K.默顿(1910—2003),他对宣传、传播、舆论和大众媒介的研究影响和启发了文化研究、传播政治经济学乃至其他领域的研究。
另一个路径,就是从中国入手,了解传播学是怎么进入中国的,它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间又经历了哪些事情。比如说本书有一章内容是关于施拉姆访问中国,在冷战的背景下,我们对于施拉姆的理论是既小心又防备的。现在看来,我们当时防备的都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。
我们对于施拉姆的评价也出现了两极分化的情况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?问题不在于施拉姆本人,而在于我们看待他的视角。施拉姆是一个棱镜,它折射、扭曲了我们的看法——对自我身份的看法对学科身份的看法,对中国在世界中地位的看法。

1982年4月,威尔伯·施拉姆访问复旦大学新闻系并进行学术演讲,强调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以及传播学的学科正当性。起初他被捧得很高,后来他又被认为别有用心。
整体来看,第二版比第一版加入并修订了很多内容:在前言里面加入了一些内容,讨论了传播思想史和政治的关系,加了施拉姆访问中国的部分,加了默顿的部分,还加了布尔迪厄的部分;对过时的论述进行了删改。即使读过这本书的人再来翻一翻,可会产生新的感悟。

有正在学习传播学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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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版归来的经典之作。
9.4分高分著作再版,
为传播学科的正当性正名,
重新诠释传播学经典文本与学派神话,
颠覆传播学术史主流叙事
-End-
观点资料来源:《重访灰色地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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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传播学“灰色地带”,看见传播学另一种可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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